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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研究十六大提出的各項戰略課題--市社聯組織專家開展學習交流

發布日期:2004-08-23

       1月24日,市社聯舉行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迎春座談會。會上,專家們結合學習黨的十六大報告,重點圍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各項戰略課題,從我國經濟發展、政治文明建設、文化建設與城市精神培育、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發展、黨的領導方式與執政方式的改善等角度,交流了各自學習體會,F將會議主要內容整理如下:

       華民(復旦大學經濟學院)認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國經濟要實現更快發展,首先要改變經濟增長方式,即實現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向“共同富!狈绞降霓D變。如果片面強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增長方式,可能造成社會收入差距過大、社會斷裂的危險。其次,要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特別是加大國有企業改革的力度。再次,要加速城市化的進程。中國城市化水平嚴重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與工業化水平的局面,已經成為嚴重制約我國經濟發展和提高國家競爭力的“巨大瓶頸”。最后,要大力開拓國際市場。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發展水平不如我們,中國的出口商品有廣闊的市場空間。抓住加入世貿的機遇,使中國成為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上海要成為中國的經濟中心,一定要增強其對外服務的功能。一個中心城市強大的經濟輻射和集聚效應是在為周邊、全國乃至世界的服務中產生出來的。如果上海50公里之外地區年人均GDP都在1000美元左右,上海即使突破人均8000美元大關,那么這樣的現代化是沒多大意義的,也是不可持續的。所以,上海發展必須確立其在與全國特別是周邊地區聯動中發展的思路。2010年上海舉辦世博會,預計有7500萬客流,隱藏著巨大的商機。上海在為世博會作城市總體規劃時,要體現與周邊地區實現“共生共榮”的思想,既要把握住自己發展的機會,又要讓周邊地區有所得益,這有利于發揮地區綜合優勢,也有助于避免和化解可能存在的風險。

       花建(上海社科院文學所)認為,黨的十六大報告在文化建設與文化體制改革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深刻思想和戰略措施,為我國和上海文化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從國內外競爭態勢看,文化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它的功能主要體現為以下五個方面:一是認識的過濾器,任何一種認識都是在一定文化觀念支配下進行的;二是科學決策的導向儀,它決定著決策的基本方位;三是民族精神的粘合劑;四是促進社會發展的孵化器;五是世界交流溝通的大平臺。進入新世紀,世界各國都紛紛重視自己文化的發展。比如,日本把文化發展作為“二戰”以來進一步提升自身國力的“第三次遠航”。在國內,北京努力把2008年奧運會創辦成為“綠色奧運”、“人文奧運”、“科技奧運”,大力提升北京城市的人文底蘊。上海的文化發展要有全球視野和戰略眼光,要有緊迫感。

       馮紹雷(華東師大俄羅斯研究中心)認為,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21世紀頭20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這一科學論斷是在正確分析國內外發展形勢基礎上得出的。自冷戰結束后,世界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區域一體化的趨勢正在加強。在這一進程中,中國成功地進行經濟政治體制改革,走出了一條富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在經濟上實現了持續10多年較快速度的增長,中國與世界主要大國之間關系得到進一步改善,在地區事務中發揮的作用和影響力日益增強。這一切為中國未來20年發展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條件。同時應正確估計未來發展中面臨的挑戰:中國目前經濟實力只有美國的五分之一,日本的四分之一,與這些世界發達國家相比還有相當大差距。我們對當代世界最新的發展變化還缺少深刻思考和科學預見。在日益融入世界的過程中,面對種種發展機遇,我們的國家管理體制和思想觀念都迫切需要有個質的提升。

       劉建軍(復旦大學國政系)認為,政治文明的對話與交流將成為21世紀世界的主題。全球化的政治后果表現為全球從經濟交流走向政治交流。以經濟全球化為載體表現出來的真正的“全球化”實際上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了,它在改變著世界體系,也在改變著人與自然和社會的關系。在全球化時代,被分裂的歷史和世界獲得了一種新的整合。在這種整合中被外在力量所割裂開來的人類社會擁有了對話和交流的基礎。被陳舊的意識形態所掩蓋的精華因素在這個重新整合的時代終于凸顯出來,成為不同國家乃至不同政治體制克服自身缺陷的寶貴資源。任何一種力量沿著自身邏輯筆直擴張的時代已經結束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達成政治共識的時代已經到來。全球政治共識就是建立以人類解放作為終極目的的新政治文明。長期以來被割裂開來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體系可以在新政治文明的構建過程中達成共識并展開實質性的對話和交流,政治生活的內在要求就是使人類社會的政治成果真正被人類所擁有。

       周敬青(中共上海市委黨校)認為,黨的十六大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目前所處的歷史方位已發生根本轉變。這一歷史方位,既是中國共產黨所處的歷史方位,也是黨的建設的歷史方位,是“三個代表”重要指導思想提出的歷史方位,同時也為新時期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提供了邏輯前提。適應黨的治國方略的根本轉變,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也要隨之改變。首先,由實際上代替人民當家作主轉向領導和支持人民當家作主。其次,黨的領導方式將從過去主要依靠政策、依靠行政手段和行政命令領導和管理國家事務開始轉變為不僅依靠政策,而且要依靠法律手段,即依法行政。

(陳小兵 王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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